念舊

第二次世界大戰前，父母已在香港定居，日本侵華期間亦未曾離開過。我們兄弟姊妹五人全都在這兒出生，稱得上地道香港人。五十年代的生活十分艱苦，父親在一間藥廠做會計員，但可惜薪酬低，粮期無時準。他是典型書生，安份守己的人。如果用今天競爭激烈的商業口吻去批評先父，他簡直是「不思進取。」平心而論，那些日子能夠找到份安定工作已算幸運，「東家唔打打西家」這句廣東俗語很難隨口唱出。由於發放薪水日子不定，家母唯有用「借」的方法去維持生計，與今天先使未來錢的信用卡很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不過時下的「信用」跟從前比較，分別就大了。信用卡可以買汽車、皮草、我媽媽的「信用」呢？只能換取柴米油鹽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。

讀書為尚時的窮家子弟是非份之想，可幸父母都是敢發白日夢的人。說來有趣，父母認識和墮入愛河的經過是與學問有關。先父在聖保羅男校畢業，母親就是見他文質彬彬，又閱讀英文報紙，才對他大動芳心。我們不時取笑家母，說她只求愛情，輕視麵包，結果挨足三十個年頭。現代人比較實際，這類不怕吃苦頭的愛情不是沒有，而是越來越少了。雖則家貧，但母親第一個入教的最原始動機却與救濟麵粉無關。原來當時家居深水埗，她十分喜歡「德貞幼稚園」的小朋友，校服整齊，個個活潑可愛。某日她硬着頭皮，去見校長修女，詢問自己兒子有沒有資格入學。結果不單入學而且全家入教。要向寶血會修女致意，沒有她們，相信今天教區不會多兩個神父和一個修女了。

我入小修院那年，先父健康開始走下坡，接着的日子是在醫院的多，在家的少。經濟陷入困境是意料中事。那時的聖神修院每月只收學生二十元學費，但我家一樣支付不起。院長唐多明神父只好給我來個全個免費。撇開能否晉升神父不談，說句老實話，如果我不是入了修院，相信書是沒有機會念的。我今天擁有的學識全拜教會所賜。中學三年級那年先父去世，葬禮由唐神父主持，塲面很感人。雖然唐神父已離港回鄉歸隱，我不會忘記他。

飲水思源，我欠香港社會一份情。說今天的成就是賴教會栽培和靠自己努力，但不能否認，任何成就都需要觀環境支持。拿醫學研究為例，在美國哈佛做實驗跟在印度做有天淵之別。香港為我提供了發揮鐸職功能的優良環境。我深受成功的殖民教育影響，沒有太強烈的愛國情懷，但對香港却情有獨鍾。面對多事之秋，我可以為香港做什麼？我一定……